包容性改革，本质上就是不断扩大民众的公平权利，进而充分激发其创造性和积极性，通过“民富”实现“国强”。民富是本，国强是民富的自然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要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无敌魅力。

　　几天前，与刘世锦老师在青城山交流期间，刘世锦老师称赞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贡献，并预言此人很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果线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因“对于制度（institution）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而分享这一奖项。阿西莫格鲁不是黑马：他多年来就是诺奖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在圣路易斯联储基于经济学家研究广度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中长期高居第二。2024年9月的最新排名中，他排在海克曼、斯蒂格利茨、梯若尔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前。

　　在获奖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2年合作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一度风靡全球，影响甚巨。这本书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戳中了发展中国家的痛点！有哪个国家不想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呢？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战争和动荡，我们看到的是拉美国家大篷车浩浩荡荡向美国移民、冒着生命危险“走线”，我们看到的是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最富裕的20%的国家，比最贫穷的20%的国家大约富裕30倍。世界银行的历史数据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概率仅有 13%！

　　阿西莫格鲁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而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割让出80%的领土而分崩离析，被称为“西亚病夫”。或许，这种家国情怀激发了阿西莫格鲁对国家命运这一宏大主题的关注。

　　21世纪以来，经济学界最重要的突破来自两本书：一本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它为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另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它探讨了公平和效率的跷跷板问题，指出市场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公平，国家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平和谐（美国即为典型案例），必须正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难题。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 15 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解释“国家命运”的重要理论：制度决定国运。

　　•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有一个小镇诺加利斯。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几英尺之遥的邻居却犹如两个世界：一边很繁荣，另一边却处在贫困和暴力之中。

　　• 朝鲜与韩国的对比更加震撼：在 1948 年为两个国家以前，他们的地理条件、文化背景，甚至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已是天壤之别。

　　顾名思义，“汲取性制度”意思是说：这些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社会一小部分人攫取财富。例如，在史蒂文斯统治塞拉利昂期间，农民出售可可所得价格还不到世界价格的十分之一，90% 的收入被政府榨取了。

　　最赤裸裸的一次攫取发生在阿根廷：1991 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宣布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为 1:1。随着出口停滞、进口激增，人民对比索失去信心，大量兑换成美元存在银行。2001 年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天博tb综合，不允许任何人从美元账户取现，除非他同意兑换成比索。到了 2002 年，汇率已经下跌到 4:1，但政府却强制将所有美元账户按 1:1 转换成比索账户。换言之，政府剥夺了人民储蓄的 3/4。

　　遗憾的是，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 光荣前的英国、大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

　　在汲取性制度下，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权利。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 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在这种制度下，“胡雪岩”比“乔布斯”更能获得成功。与汲取性制度相伴的，往往是、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

　　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是指民众拥有充分的权利，社会对所有人“机会公平”，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政府公权力受到严格制约，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因而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光荣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之后的法国等也都逐步走上了“包容性增长”之路。

　　之所以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汲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在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 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比如, 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 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 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

　　不仅如此，汲取性制度还有一些“短期优势”：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推动资源的集中配置, 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 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 集中资源发展工业, 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苏联至少实现了 50 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 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例如，明朝的多位皇帝认为，国际贸易引起的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朱元璋处决了成百上千试图将朝贡变成贸易的人。1377-1397 年间，他禁止所有的远洋航运朝贡、禁止私人与外国人贸易、禁止中国人航行到外国。在清代，康熙皇帝命令从越南到浙江海岸沿线 英里，海岸由军队把控并实施海禁。1445 年德国出现了活字印刷机，这项技术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但在奥斯曼帝国，1485 年就命令禁止印刷，直到 1727 年奥斯曼帝国才有了第一台印刷机。原因是，奥斯曼的苏丹担心印刷机会导致国民更加难以控制。

　　• 在现代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动力，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有赖于法治和产权保护，这是汲取性制度无法提供的环境。因而汲取性制度不利于创新。

　　• 在汲取性制度下，资源配置偏离市场化原则导致低效率。不仅如此，企业家要耗费大量精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寻租），从而降低社会效率。

　　因此，三星出现在韩国而非朝鲜，生的发明出现在美国而非墨西哥，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

　　• 美国的比尔·盖茨( BillGates )是世界首富, 主要是通过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 微软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被分拆的危险。

　　• 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一度超越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 ) 。他没有做过任何创新，1990 年时任总统萨利纳斯私有化墨西哥电信垄断企业 Telemex，政府在 1989 年 9 月宣称出售 51% 的投票权，尽管斯利姆不是最高出价者，但却赢得了投标。斯利姆没有立即支付收购款项，而是尽力拖延，用 Telemex 的分红来支付收购款项——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非洲之所以长期落后，制度显然出了问题。2000 年 1 月一次由津巴布韦银行组织的国家性彩票抽奖活动，主持人被结果震惊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奖人居然是总统穆加贝。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穆加贝想中奖能中，这凸显了赤裸裸的汲取。2009 年津巴布韦的失业率达到了 94%。津巴布韦在 2015 年之前的 6 年时间里，本国货币贬值超过万亿倍，击穿所有人的想象。2009 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发行了 100 万亿面值纸币，这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大面额的纸币，1 后面的 14 个零让爱好者们疯狂，虽然这张纸币价值买不到一个面包。2015 年津巴布韦废除了本国货币。2017 年穆加贝被愤怒的人民赶下了台。

　　制度与创新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英国的光荣与第一次工业。正是光荣帮助英国建立了“包容性制度”，才使得工业率先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发生。

　　1583 年，威廉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当时，伊丽莎白一世规定：臣民必须带针织帽。1589 年，威廉发明了“织袜机”。他兴奋地向英国女王申请专利。女王拒绝了他，说道：“你胸怀大志。但是想一下这个发明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会让他们失业，给他们带来毁灭，让他们沦为乞丐。”

　　在这样的制度下，垄断越来越严重。1601 年有人在议会宣读了一长串垄断名单，有议员嘲讽道:还有不是垄断的吗？

　　1688 年英国迎来了历史转折点：光荣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成为创造多元社会的基础，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制度。光荣后，政府建立了产权和专利制度，法律第一次适用于所有人，未经议会许可而征税属于非法，垄断几乎被消除。光荣几十年后，第一次工业发生了。这一切并非巧合。瓦特在重新获得蒸汽机车专利后写信给父亲说：

　　• 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强烈反对后，我最终获得了接下来 25 年在整个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持有我的专利的议会法案，我希望它给我带来好处，因为人们对它已经有巨大的需求。

　　威尼斯的兴衰是另一个经典案例。1171 年威尼斯总督被杀，变革后形成了大议会制度，进而有了独立的司法、私人契约和破产法。制度的变化，导致了金融创新的提速，威尼斯成为现代金融的发源地。

　　创新带来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年轻富豪的崛起刺激了阶层人士。1286 年威尼斯议会修改了规则：如果父亲和祖父曾在议会任职，则其成员资格自动确认；大议会的任命必须得到 40 人议会、总督和公爵的赞同。从此，大议会成为世袭贵族。随后，议会禁止康曼达契约的使用，而该契约是威尼斯赖以致富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从此，威尼斯江河日下。1600-1800 年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而威尼斯的人口却不断萎缩。如今的威尼斯只剩下了旅游和渔业。

　　既然包容性制度很好，如果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统治者不就可以占有更多财富了吗？统治者为何不选择与民众的双赢呢？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以刚果的蒙博托总统为例，他在 1965-1997 年长期统治期间，建立了高度攫取的制度，人民极度贫困，而蒙博托及其身边的精英们却非常富有。蒙博托在出生地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还有一个大得足够超音速协和飞机起降的机场。他还在欧洲购买城堡，在布鲁塞尔拥有土地。

　　蒙博托之所以拒绝“包容性制度”可以带来的更大繁荣，是因为：为经济进步创造激励的经济制度，同时会对权力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会限制他攫取的能力。因此，他们拒绝包容性制度，不是因为无知或愚蠢，而是因为贪婪和自私。

　　改革开放的历史天博tb登陆，就是制度包容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从大锅饭，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不允许私有企业，到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运动式治理，到法治化轨道；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决定一切，到如今的市场法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以来的精准脱贫、共同富裕、历史性反腐，都是为了提升经济的“包容性”，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然而，中国依然还未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包容性建设仍需持续努力。在这方面，《国家为什么失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思考：

　　• 苏联靠动员资源，在短时期内创造了增长，但这种模式是低效率的，最终因为缺乏创新而不可持续；

　　• 中国既往的增长，一个突出特征是投资率过高。中国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创造性破坏）。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创新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中国过去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低成本+后发优势。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建立自主创新的强大能力。

　　必须意识到，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最最最最重要要素（稳定民企预期需要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当前，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我们还面临不少的障碍：

　　1、只有真正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对公民权利和产权的严格保护，才能构建稳定的长期预期，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让企业家真正拥有安全感和方向感；只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远洋捕捞”、“趋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追溯式执法”；只有法治，才是不会过期的“定心丸”；只有法治，才能避免政策“翻烧饼”。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地方政府面临现实压力时，往往会突破法律边界来追求短期利益，而企业又很难诉诸法律手段来自我防卫，这个难题亟待破解。

　　2、只有在国企、民企之间建立真正的“竞争中性”，在融资、准入、政府采购等一切领域实现不折不扣的“公平对待”，才能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才能提振民企信心，激发民企创新热情。国企、民企的公平竞争，在“知”的层面没有问题，关键是“行”，如何知行合一、真正落实到位。实现这一点，同样离不开法治。只有民企在遇到不公平对待时，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维护权利，这样的公平才是真正稳定可预期的。问题是，民企是否敢于起诉政府部门而不担心秋后算账？起诉能否得到公平审理？法院的判决能否有效被执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推进。

　　3、国企的市场化，是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国企被行政化，就意味着国企和政府之间成为“重大利益关联方”，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就很难确保不偏心，就会出现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系统性矛盾。国企的改革方向，是成为真正的“市场化主体”，这意味着国企既不应承担“非市场化任务”，又不能享受“特殊政策优惠”。更重要的是，国企在和激励机制的安排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否则国企行为的“非市场化”就是必然结果。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4、建立有限政府、廉洁政府。政府掌握了强制性力量，一旦介入经济活动，就会导致，对市场竞争产生“劣币驱逐良币”、“乔布斯打不过胡雪岩”的不利影响。以来，中国在反腐方面取得历史性进展。下一步的改革，有几个重点：1）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数量，建立有限政府——“养了人就要管事”；2）大幅度压缩政府部门权力，“法无禁止皆可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消除的权力根源，降低制度易费用；3）政府部门要“法无授权不可为”。通过法治约束政府行为，避免政策大于法律所带来的“翻烧饼”现象。

　　1、要消除户籍制度导致的权利不平等。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改革如能落实，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将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升社会效率，加快城市化进程。

　　2、要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通过剪刀差、征地等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也导致长期以来城乡差距过大。农村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短板。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这一改革如能落实，将极大纠正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为农民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让农民能真正摆脱贫穷。这将是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不将非正式部门中记录的所有权和其他经济信息融入正式所有权制度中，那它就不可能建立起繁荣有力的市场经济。为缺乏所有权的资产发放所有权凭证，始终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

　　• 改革的意义，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为包容性的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空间，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高速发展。原有的政府机构是干预权力过分巨大而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全能政府”，其本身与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危险，即改革的决心和意志被旧体制的习惯势力所软化，过分迁就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本来可以推进改革的时候迟疑不决。所以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未来有不确定性。如果不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的体制，高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